新人灌水

当她说文化自信时，他听到的是文化孤立。

当他说多元化时，她听到的是同质化。

这是一场对宽容的实验，一扇可以看到另一阵营如何思考的窗口。每天，他们都进行着在封闭的社会中缺失的对话。

1968年的5月在欧洲和在美国一样重要，同样被年青一代的躁动、开放式关系、对爱国战争的厌恶以及对那个时代的政冶建制阶层的普遍不满所激发。

它带给了婴儿潮一代大约一致的人生轨迹，他们从新锐的学生革命者成为了一本正经的自由派精英。

他当时是一名学生活动人士，对共産主義产生过兴趣，反叛过战后的精英阶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些人“仍然散发着纳粹的恶臭”——最后却成为了文化主流的一部分。

2015年的夏天，成百上千名难民抵达时，她发现了“民族主乂”，这个群体是种族主乂运动的思想先锋队，这场运动认为必须进行有文化自信的民族复兴，尤其是面临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威胁时。

“我们是被一个对世界的渴望所驱动，我们看向未来，”他说。“他们是被一个回到过去、回归传统文化起源的渴望所驱动。这是对一个从来都不存在的过去的怀旧情绪。”

她参与合写了一本名为《与自由派一起生活》的书。她把这本书描述为民族主乂者的自助指南，建议读者如何反驳自由派观点，以及如何在刺激他们的同时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

而他广受好评的最新作品是关于民族主乂禁锢下的文化精英，同时指出所谓民族复兴实际以排外为基础。它也可以被解读为给思想上的民族主乂者的一封信。鸣谢中包括了对她的感谢，称她“给这本书注入了活力”。

这本书讲述了四位德国名人——一名音乐指挥、一名演员、一名外科医生、一名法学教授。和其他人不同，他们决定留在纳粹德国，为它正名。

这一直令他困扰：“高雅文化和国家杀戮之间的结盟是如何达到的？”他说。这段记忆就像“压在胸口的石头”挥之不去。

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是要“打开我们的父辈的沉默档案”。

他成为一个毛派分支派别的成员。那是许多非常小的共產主義组织之一，它们的领导人后来成为了学者、教师或是中左派政客。

他们在思想上的分歧如此深远，两人初识时她还是一名大学生，写了一篇题为《如何遵循传统》的毕业论文。在分享对康德、园艺的兴趣二十年后，他们仍然在对话。

“了解另一方是好事，”她说。

“交谈比不交谈好，”他说。

他们能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

两人的共同点已经只剩下最基本的东西：要以认为对方的善意和理性为前提。